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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韩在俊

摘要

现阶段已经存在许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近期，此领域的相关文献着重研究测量社会责任的方法。其中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测量方法是环境、社会和政府方面（ESG）的社会责任得分。此研究正是通过测算韩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2008-2014年企业绩效（FP）和ESG得分用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我们使用来自彭博社的测量社会责任的三个独立层面社会、环境和政府社会责任披露得分EGS以及测量企业绩效的数据包括净资产回报率ROE、市账率MBR和股票回报率。我们发现多元化的结果。特别是环境治理责任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政府治理责任与绩效呈正向关系。同时，我们没有发现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有显著关系。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CSR）、环境、社会、政府治理责任（ESG），财务绩效，可持续性。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一种将企业自律融入的商业模式。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确保其积极遵守法律和道德标准的企业自律机制在发挥作用。其目标是通过积极建立公众关联度和高道德标准来增加企业的长期利润来减少业务和法律风险并建立股东信托。因此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其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公司有必要对周边环境以及其利益相关方如消费者，员工，投资者，社区和其他人有积极的影响。Beltratti（2005）和Jamali等人（2008）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提升之间的积极关系。此外，Beltratti（2005）得出若能对利益相关者有更多保护，企业更有可能长期生存下来。Aras和Crowther（2008）指出了公司治理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CSR不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衡量CSR的实证的角度在管理类文献中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McWilliams et al。2006; Dobers 2009; Nejati and Ghasemi 2012）。许多学者试图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与执行绩效之间的关系。（Aupperle et al.1985; Mittal et al.2008; Crisoacute;stomo等人.2011）但以往文献却始终没能够获得确切结论，其中可能的解释是缺乏共识和衡量CSR的困难（Waddock and Graves 1997）。一种可能性是归因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不一致，以及不同观念和不同学科角度的人类资源、文化和股东等管理问题，另一研究小组认为这些未被识别和省略的解释变量使得潜在的机制难以理解。（McWilliams和Siegel2000）同时，几项研究检验了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的关系。然而，这些结论在回答企业是否能将企业、》责任方面的表现正面转化为企业财务绩效。尽管这样的关系听上去十分吸引人，但这方面的结论还未确定，因为有许多其他研究或支持负相关关系（Mittal et al.2008）或支持存在复杂的相关关系（Schreck 2011）。大多数研究严重依赖于Kinder, Lydenberg and Domini(KLD)的数据库。这个问题的存在，Margolis等认为有必要考虑新的测量CSR的方式来替代以往方式。同时，那些基于KLD数据集的研究只能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线性关系。然而，然而，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应该考虑非线性关系。（Manasakis等2013,2014;Garciacute;a-Gallego和Georgantzis 2009）因此，如Barnett和Salomon（2012）指出的那样CSR和FP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符合经济直觉，但现有研究很少考虑到。例如，那些自愿参与更多社会责任活动的公司会较早地产生相应的高成本，因此，如果仅仅进行线性研究，这些公司CSR得分会与FP呈负相关。基于此，Nollet等人（2016）测试了CSR绩效和FP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他们还使用了替代性的第三方审计师的数据集，即彭博社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得分，作为CSR新的测量方式。

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的研究是由Barnett和Salomon（2012）以及Nollet等人（2016）推动的。此项目不像在Nollet等人（2016年）的研究中，我们选择韩国企业及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原因如下。首先，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大多数CSR研究都集中在西方国家，如美国和欧洲，而不是亚洲国家，我们希望填补这一地理位置上的空缺。Chambers等人（2003）指出虽然韩国对社会责任业务的期望越来越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旧很少。其次，虽然在韩国有各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但其重点一直放在文化导向（Park等人2008; Kim和Kim 2010），所有权结构（Oh et al。2011），财务报告质量和公司治理（Choi和Pae,2011）这些与财务绩效没有关系的方面上。因此，我们的研究也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确定一家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与我们作为基准的Nollet等人（2016）的研究不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如上所述，本文研究对象是韩国公司。据我们所知，我们的研究是首次测试ESG得分与韩国境内外经营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关于我们的研究，我们采用的样本是94家韩国公司（一共700家KOSPI上市公司）2008-2014年在彭博社披露的ESG得分。

其次，本研究运用最新的测量方式，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ESG得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即面板数据（随机和固定效应）和最大似然估计。 另一方面, Nollet等人 （2016）仅通过汇集的OLS方法检验了二者的关联关系。我们审查个体ESG披露分数，

即环境，社会和治理，而不是整体的ESG综合评分。值得注意的是，Nollet等人 （2016）使用相同的方法。本文调查了三种不同的环境社会政府治理责任中的哪一种对FP的影响更大，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单独的ESG和FP之间是否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这样，是正向还是负向？而且，如果关系是混合的或包容性的，那么将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检验二者的非线性关系。

第三，我们的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它基本符合Nollet等人的研究。但我们的结果显示出不同的模式。我们确认了在韩国企业中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与Nollet等人（2016）针对美国公司的研究结果类似。但是，我们的非线性关系模式与他们不同。作为参考，Nollet等人（2016年）发现治理分数GDS与财务绩效之间既有线性负相关又有非线性U曲线关系。然而，我们发现韩国公司的环境披露分数EDS（环境维度中的社会责任）和FP之间存在同样的关系，但GDS和FP之间不是。对于GDS，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模式（即线性正相关和非线性倒U曲线关系）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经验证据关于SDS（社会披露分数）和FP之间的关系。这与Nollet等人关于SDS的研究结果一样。

文献回顾和ESG综述

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

关于社会责任的研究，早期最经典的包括Bowen（1953），Eells和Walton（1961），McGuire

（1963），卡罗尔（Carroll，1979）的研究，这些文献从各种观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然而，针对企业是否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度他们持不同意见。一些对企业社会责任持赞同态度的研究认为，“企业对社会有责任”（Andrews 1973; Davis and Blomstrom 1975; Carroll 1979;1984年Drucker 1984;Epstein 1987），而还有人认为，“一家公司只有在和最低限度的法律道德限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责任的好处。”

然而，在21世纪初，许多研究将CSR定义为一项有竞争优势的资源。(Russo和Fouts 1997;Mc Williams 和 Siegel 2011)。Donaldson和Preston（1995）以及Porter和Kramer（2006）研究了社会责任活动是否能够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Baron（2008）认为社会责任活动是一项战略性投资。他发现社会责任活动能够帮助企业吸引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且不在乎为社会责任履行支出而多付账的消费者们。Baron（2008）提出有些投资者更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尽管短期内这会造成较低的营业利润，因为他们对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偏爱。；另一方面，Besley和Ghatak（2007）认为不履行社会责任会导致利润减少，然而那些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会因为其良好声誉获得更高利润。Benabou和Tirole（2010）提出社会责任是否有益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这一问题。Margolis等（2007）认为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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